长江经济带是我国人口多、产业规模大、城市体系非常完整的巨型流域经济带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出“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通大学基地研究员成长春、臧乃康、季燕霞近日表示，要充分认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性和整体性上下功夫，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共抓大保护是整体性与系统性工程

长江经济带不仅涵盖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及河、湖、湿地等全流域，而且涉及水、路、港、产、城等多方面，是一个完整生态系统。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也必然是整体性、系统性工程。

成长春认为，由于流域生态的整体性、系统性、不可分割性，流域内的公共问题就突破了行政区划的界限，也超越了单个地方政府的治理功能范围。

面对这一情况，需打破行政区、部门和行业界限，树立“共生共赢”“协同合作”的理念，统筹考虑上游与下游、干流与支流、城市与乡村等关系，考虑流域内各相关利益者的整体需要，以责任和公共利益为导向，推动流域的整体发展。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必须协同联动，在成本共担的基础上，探索建立效益共享的发展模式。只有促进不同地区的经济效益、产业创新溢出流入其他地区，实现利益共享，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以整体性思维和协同联动的工作机制，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

协同推进尚存四大难点

成长春等学者认为，“共抓大保护”本身蕴含对流域整体性综合管理与保护的目的。当前，协同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的难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协同保护作为自觉行动不够。部分地方没有充分认识到“共抓大保护”的重要性，遇到问题更多注重地方或部门利益。从全流域看，存在条块分割现象，缺乏高层次协调机制，导致沿江省市在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补偿等方面的矛盾依然突出。同时，推动“共抓大保护”的突破口尚不明晰，相关工作尚未从长江流域的完整性和生态的整体性出发系统布局。

二是开展协同保护的基础性工作有待加强。一方面，全流域生态环境底数还不清晰。目前，对长江经济带生态隐患和环境风险梳理掌握得不全面，相关指标体系及基础数据库尚待建立。另一方面，跨界治理还缺乏有效的机制与制度安排。在工作机制上主要处于会议制度和单项合作机制层面，难以在更高层次统筹；省际沟通协商成本较高，跨部门、跨区域联动协调性不够；流域内各区域之间的合作虚多实少，缺乏硬约束。

三是区域性统筹联动的可持续性校弱。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群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城市及城市群之间相互关联的空间受到阻隔，相互间的协同较为困难，区域性统筹联动的可持续性还有待提升。

四是整体性治理合力尚未形成。长江流域现行的管理体制是一种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难以有力支持流域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同时，生态环境治理中政府间合作的组织化、行动的制度化程度较低，缺少统一的权威组织机构、稳定的对话平台以及制度化的协商与决策机制。

三方入手让生态保护联动起来

成长春等学者建议，从战略导向、制度安排、主体协同等方面入手，实现城市规划、功能产业、要素配置、基础设施、生态保护和公共服务等多方面的协同，让基础设施连接起来、要素流动起来、生态保护联动起来。

强化“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导向。“共抓大保护”现阶段关键是把握好“共抓”，增强系统思维能力，发挥好协同作用。必须将整个流域作为完整单元来保护和修复，无论是水运、发电、防洪、灌溉，还是港口、岸线、产业发展，都要服务于此，更好体现科学性、有效性。

做好“共抓大保护”的制度安排。一要科学划定和守住各类生态红线。做好划定生态红线的顶层设计，以形成生态屏障、构建生态廊道为重点，切实发挥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功能；制定生态红线的管理制度和具体保护措施，明确各级政府部门生态红线保护责任，实行问责制；修订法律完善生态红线保护。二要注重预防性和管控性法律制度的生成和落实。相关预防性制度需主要关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可能产生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在原有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基础上，考虑增加环境风险评估、生态规划及环境标准等内容；相关管控性制度需着眼于现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积极治理和控制，并通过生态补偿，实现生态和环境问题的利益平衡。